眼部白癜风的治疗 http://baidianfeng.39.net/a_yufang/130326/4145730.html北大简介5月4日，是北京大学周年校庆纪念日年，北京大学创立年，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随后从京师大学堂到沙滩红楼沙滩红楼，年—年北京大学主要校舍，也是新文化运动中心和“五四”运动策源地。从西南联大到京郊的燕园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回首这百廿余年北大从沉沉暗夜走向光风霁月见证了一个民族的峥嵘岁月年，北京大学迁入燕园巍巍上庠弦歌不绝6位北大人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7位北大教授新当选院士22人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人数位居全国第一北京大学新获批项目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30余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数全国第一......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物理学部化学部地学部信息技术科学部技术科学部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中国工程院院士北医人—钟南山钟南山人物简介：钟南山，年10月生，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广州医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年抗击“非典”中，他不顾生命危险救治危重病人，奔赴疫区指导医疗救治工作，主持制定我国“非典”等急性传染病诊治指南，为战胜“非典”疫情作出重要贡献。主动向公众普及卫生知识，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为夺取应对甲型流感、H7N9禽流感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荣获改革先锋、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白求恩奖章。年当选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三个月前，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拉响了防止新冠肺炎疫情扩散的警报。“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它肯定有人传人。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1月20日，在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的身份到武汉调研后，钟南山得出这样的结论，并通过媒体发布。三天后，武汉封城，多个省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一级响应，居民听从指导，在家不出门、不聚会、戴口罩。“非典”期间钟南山因为敢讲真话、治愈病人有效而积累下的公众信任感，在这次疫情期间有了充分显现。什么时候可以出门、能不能聚会、什么时候可以摘口罩、疫情到了什么阶段，大众都想要听听“钟南山说”。最近，钟南山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提醒大众：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新冠病毒疫情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我国已从高危险阶段进入低危险阶段，但不意味着没有危险。不管是居家、在公司或者公共场所，保持一定距离非常重要，不聚会、不聚餐。真话和真药在去武汉之前，钟南山未就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任何公开发声。1月18日上午，钟南山接到国家卫健委电话，让他当日启程去武汉，参加第二天关于新冠肺炎的调研。时值春运，18日的机票、火车票均已售罄。秘书告诉他，乘坐公共交通迅速抵达武汉的唯一方式，是买站票。钟南山说：“好吧，既然国家需要我们。”当天晚上5点左右，钟南山在列车长的帮助下坐到G次高铁的餐车上，此前他们做好了拿个马扎坐几个小时的心理准备。钟南山在去往武汉的列车上有了“非典”的前车之鉴，钟南山清楚，一旦一个急性传染病有人传人的性质，会波及整个社会、整个经济，所以到武汉后他反复向当地卫生部门确认，有没有医务人员感染，有没有人传人。在得出“人传人”这个结论前，钟南山经过反复思考和求证，最终判断新冠肺炎人传人的依据是“在广东有2个病例，没去过武汉，但家人去武汉后感染了新冠肺炎”。说话一定要有依据，是钟南山从父亲身上学到的重要品德。他的父亲钟世藩是知名的儿科专家。年，北医毕业后的钟南山下乡参加医疗队，有个孩子频繁尿血，钟南山在内的很多人就判断病人所患的是肾结核病。回到家他向父亲谈起此事，父亲反问：“你怎么知道是肾结核？”钟南山一时语塞。父亲接着说：“尿血是很常见的症状，可能是膀胱的炎症，可能是结石，当然也可能是结核，但你得有证据才能治疗。”这个事情钟南山在多个场合提及，父亲的提醒让他在诊治和工作中严格做到：“说话有据。”“非典”初期，在非典病原体的确认上，钟南山就因为这一原则跟其他专家发生过争执。年12月底，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接收了一个来自广东河源的肺炎病人，病人病程很快，使用抗生素没有任何作用。两天后，河源救治过该病人的8位医护人员全部被感染。很快民间谣言四起，各地出现抢白醋、抢板蓝根的现象。年2月，“非典”在广东蔓延。有研究人员从两例标本切片中，发现有典型的衣原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布：“引起广东非典型肺炎的病因基本查清，是衣原体，建议使用抗生素治疗。”关于“非典”的病因，曾有一段时间主流的声音是“衣原体”。对于这一结论，钟南山并不认可。“我们此前已经按病因是衣原体对病人进行过正规治疗，没有效果。所以这个结论我很不同意，如果按照那个做法治疗，会死更多人。”钟南山认为，在病人尸检的标本中发现的衣原体病原仅能作为两位被解剖者死亡的病因之一，不能简单地认定衣原体是唯一病原。钟南山（左二）救治非典病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这一结论的当天晚上，广东紧急召集钟南山等专家开会，钟南山在会上直言：“非典的元凶不是衣原体，而是病毒。”那天他态度强硬，多次明确表示，反对使用抗生素。钟南山没有顾及到同行、上级的面子，而是尊重事实，探索治疗方法。因为他觉得这个问题不是一般的学术争论，而是事关病人的生死。耽误时间，用错药，就可能多死几百人。年4月12日，钟南山牵头的联合攻关组宣布，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可能是非典型肺炎的真正原因，这一结果很快得到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确认。在此之前，钟南山还在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坚持说真话。有记者提问到他时，他坚持说：“我们顶多是遏制，而不是控制。”理由是截至当时，还不知道病原是什么，也不明确知道治疗办法，病毒还在传染，医生顶多是把病人隔离起来，疫情是得到遏制，完全不是控制。发布会之前，钟南山曾去给父亲扫墓。钟南山的儿子记得很清楚，钟南山虽然在那个阶段面临外界的很多质疑，但仍然在墓前说：“要讲真话，要对得起病人。”“以人为本，起码要从讲真话开始。就像我们医生，对病人讲真话，才能让人信任你。真话和真药一样重要。”钟南山后来说。躬身一线无论是在抗击“非典”还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抑或在平日里的工作中，钟南山都坚持在救治病人的一线，通过查房、坐诊等跟病人面对面的方式，获取做出结论的证据。“医学是一门实践性科学，我的很多想法甚至灵感，或者一些科研题目，都是从临床实践里来的。”钟南山说。“非典”时，在站出来反对其他专家提出的“衣原体说”时，钟南山参与救治“非典”病人的时间已经长达四十多天，他敢于质疑“权威”的底气，就在于切实参与着一个个病人的救治。拒绝“用抗生素治疗‘非典’”这一疗法之后，钟南山顶着压力在实践中摸索有效的救治方法。他甚至要求“把最重的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其中一个原因是，通过丰富的病例资源，可以细化研究，深入探讨，更有利于提出解决办法。他亲自查看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收治的每一位“非典”病人的口腔，得出了所有病例均无呼吸道感染、最主要的特征是呼吸困难等结论，同时通过亲自诊治，近距离接触观察病人，他更加确认病原体并非衣原体。钟南山在广州医院的诊室内查看X光片钟南山的团队最终摸索出一套对症治疗的经验：三早、三合理。即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合理使用皮质激素、合理使用呼吸机、合理治疗并发症。钟南山还创造了“无创通气法”，即用无创鼻部面罩通气，而不是通过插管或气管切开术通气，以减少病人的痛苦。这些做法，跟传统临床救治措施并不同轨。钟南山为代表的广东医务人员以实践为依据，力排众议，并得到广东省卫生厅的支持。也正是这样通过实践摸索有效措施的做法，使得广东全省的“非典”病死率（3.8%）全球最低。这一经验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对全世界抗击“非典”有指导意义，后来成为通用的救治方案。医院调研此次新冠肺炎期间，他同样是坚持每周去病房查房，并定期连线广东深圳、中山、东莞等地以及湖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视频会诊研讨重症、危重症病人的救治。钟南山团队积极开展氯喹和连花清瘟胶囊的临床试验，他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从目前分析的结果看，两者都具有比较肯定的效果。氯喹能够缩短病程以及降低病毒负荷。连花清瘟胶囊能够明显缩短症状缓解的时间。钟南山还发现，新冠肺炎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小气道里黏液非常多，阻碍气道通畅，容易导致继发感染。前期观察一些患者使用氢氧混合气治疗的情况，他初步发现氢氧混合气能够明显改善气促，可能更适用于出现呼吸困难的患者。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时，他还坚持和外国抗疫团队通过视频沟通的方式，分享、交流救治经验。3月12日，在广州医院，医院重症监护团队一起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及美国重症监护方面的专家进行多方视频连线。钟南山用流利的英文向与会者分享他的团队在实践中获得的关于氯喹等药物的临床试验结果。在视频会上，美国专家问到：“何种严重程度的病人，或者有什么具体指标提示我们需要使用氯喹治疗？”钟南山根据临床经验回答：“我们该将氯喹先用于有症状的普通病人，而不是重症病人。”如今，在各国抗疫过程中，氯喹已被视为“新冠明星药”。使用氯喹后，在10天到14天的潜伏期内，带有新冠病毒RNA的疑似病人转阴的比例很高。三个心愿新冠肺炎疫情还没结束。钟南山目前的工作重点是新冠肺炎的防治，包括研究总结危重症病例管理的要点、新实验室检测技术、新的治疗手段等。但这并不是他唯一关心的事情。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钟南山作为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建设的重要推动者，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大会后接受采访时，钟南山说：“接下来我还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希望让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像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可以早发现、早治疗，另一个是希望自己和其他科学家一起研制了26年的抗癌药可以早日推出。”年，钟南山（前排左二）与同事们在北医生化楼前今年是钟南山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60周年，除去前11年留校做基础研究之外，剩下49年钟南山都在潜心研究呼吸系统疾病。“慢阻肺”位列全球疾病死因的第4位，在中国已上升为第3位。年，钟南山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到英国进修时，他就开始跟导师研究慢阻肺。当时对于这种病，诊断很清楚，但是治疗很落后，后来技术改进了很多，但对病人治疗仍然没有带来实质改变。钟南山与导师弗兰里教授在世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诊治中，基本是只有出现症状才干预。但出现症状时患者已经呼吸困难，肺的病变已不可逆。这导致很多呼吸科医生不愿意花时间精力研究慢阻肺。钟南山带领团队于年提出对慢阻肺进行早期干预。那一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要特别重视慢阻肺的防治，因为年的美国数据显示，他们所有的心血管病、高血压、心肌梗塞病死率明显降低，比年降低了60%以上，唯有慢阻肺增加了%。慢阻肺的发病因素很多，迄今尚有许多因素不够明了，年，钟南山的团队在第一次从流行病学角度证实生物燃料可引起慢阻肺。他的团队发现两种药用于预防慢阻肺急性发作安全有效，相关成果被写进世界卫生组织编撰的新版慢阻肺全球防治指南。他甚至发现如果在病人更早期没有出现症状，或者只有很轻的症状时就实施干预，效果非常好。“这个病分一至四期，现在的治疗重点是在三四期，很大精力花在治呼吸困难甚至呼吸衰竭上，这是下策。如果把首要力量放在早期预防上，就能事半功倍。”钟南山说。至于第二个心愿，具体情况是，钟南山和一名美籍华人科学家合作研发一种抗癌药物。这个药有一定普适性，不是单纯治疗某一个肿瘤，而是针对多种实体瘤。药物研发过程中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他一直没有放弃。钟南山始终记得父亲说的一句话：“一个人要给世界留下点什么东西，才算没有白活。”这是父亲的志向，也是他的。至于第三个愿望，钟南山在83岁生日会上说：“今年庆祝国庆70周年，我的愿望就是（国庆）80周年的时候还有机会跟大家说说话，也可能那个时候是要抬上来，现在为止自我感觉还可以。”钟南山其实是不服老的。去年过生日有人送了他一幅含有“耄耋”的字画，他开玩笑说：“这两个字，我不太承认。耄耋，我还没老成这样吧。不管怎么样，谢谢！”已经荣誉加身的钟南山，想做的事情，还很多。实验室爆炸中活过来的教授—杨震本文本文摘自《我在北大当教授》人物简介：杨震，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长江特聘教授，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化学生物学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杰出的化学家。研究兴趣：复杂天然产物的全合成，包括五味子家族重要天然产物的多样性导向合成与其他小分子的合成，主要方法学或合成策略基石为基于硫脲化学的Pauson-Khand反应（SchindilactoneA）、IMDA反应（MaocrystalV、CaribenolA等）以及近期发表的Rh催化方法学合成双四级碳二环体系（NatureCommun.）等。杨震的童年是孤独的，因父母被批斗，从小受人欺负。年代初，杨震在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完成了天然紫杉醇的首次人工全合成，轰动世界。正当意气风发之时，杨震在一次实验爆炸中重度烧伤，差点截肢，在医院昏迷了近两周。九死一生，他对生命做了三个承诺：不做坏事、同情、尊重宗教。年，杨震回到中国，参与建设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孤独是种力量和大多数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人一样，我童年的记忆多是难以忘却的孤独。在物质极为匮乏的时代，作为家里第七个孩子，我的出生并没有收获什么祝福。母亲很疼我，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也都疼我，但是深深的孤独感从未离开过我。小时候的我性格孤僻，常常一个人出门转，所以常常走丢。哥哥姐姐对我小时候的记忆就是一个小脑袋从门后面探出来，怯生生地观察外面的世界。后来我养成了自己跟自己说话、自己跟自己娱乐、自己做玩具，什么都是自己的习惯，这整个经历和过程养成了我独自思考的习惯。因为出去玩也好，自己玩也好，我总是自己问自己一些东西，后来我知道这恰恰是思想升华的时候。图片来源：杨震课题组我是在沈阳出生的，七岁的时候全家下乡了。爸爸是留日归来的学者，日伪时期在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县石桥子中学任教，这段历史后来成了我们全家的痛。由于爸爸当时会说日语，他负责的学校又帮助日本人种粮食，因此，在“文革”期间爸爸吃尽了苦头。年，我们全家从沈阳被遣送回爸爸当初做老师的凤城县。那时候，爸爸经常被批斗。头一天批判他，第二天就批判我，因为批判他的时候我没参加。我不能参加啊！那很惨的！就跟现在看的很多片儿一样，挂着大牌子，揪着头发，戴着砖，我没法看那个画面，所以就跑了。第二天学校就把我揪出来，然后批判我，说我是改造不好的人的子女。我小时候上学很艰难的，人家走大路，我只能爬山路，因为我要走大路的话就得给买路钱，我要不给，他们就打我。当时我母亲还有些零钱给我，一般她给我五分钱，希望我中午可以买点吃的，但那些钱我很少花，基本上都是买路了。走到那儿把钱给他们，今天就不挨揍，我要是没钱，就不能走那条道。为了躲他们，我习惯走另一条道，真的很恐怖的，狼啊什么的野兽都有。但我胆子逐渐大了起来，后来养成了一个挑战权威、仇视优越感的习惯。正因为我从小受到弱势群体的待遇，我一直同情弱者。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觉得弱不一定是软弱，只是人生的一个经历过程，这个感悟对我一生都很重要。一般来讲，我跟任何人相处，只要他不欺负人，我们都是好朋友，一旦他出现欺负人的时候，就碰到我的底线了。慢慢养成的这种独立、刚强、不怕苦的性格，对我整个化学研究生涯有很大的帮助。单纯专注就好我是药学院的学生，化学基础并不太好，有机会师从香港中文大学黄乃正院士，我真的很幸运。那时候年轻的我对世界充满好奇，也从来不计较多干活，在实验室里，我愿意帮助任何人做实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像个神童，搞定越来越多的实验，连黄教授也非常吃惊。当时我身体很棒，喜欢打网球，打球的对手是曾经参加香港公开赛的香港中文大学冠军，我俩每天早晨晨练。我没受过什么专业训练，但是大家都夸我网球水平进步很快，体力好，技术也不错。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日子过得飞快，成长得也飞快，收获很多，真的很幸福。当黄教授推荐我到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追随当时合成化学界的一代宗师尼克劳（Nicolaou）教授读博士后时，我并没有太多伟大的理想。当时我和太太说，就想去赚两万美金，然后我就回来。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的概念。我是跟着我的实验来睡觉的，就是它几点结束了，我就几点醒。那时候我的生活简单得一塌糊涂，人家买车我不买，我骑自行车，一方面可以锻炼身体，另一方面省钱。我自己因为是穷孩子，什么都会做。我做饭很好吃，自己带饭很省钱，基本上一个星期花不了多少钱。人家到美国先去学习英文，我哪儿也不去，天天在实验室干活。后来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学英文，我说，在美国说英文有用吗？那时候我还有很多小时候的心理阴影，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奴隶。我一心一意想着两件事：第一是别被老板提前炒鱿鱼，第二是挣完两万美金我就回家。那时在实验室里，任何人需要帮忙都愿意找我，我无代价地给他们干活，帮他们备料，做各种各样的反应。我当时在想，我时间不多，必须要学到我希望学到的东西。怎么学？跟人家讲“你教我”？这样是不会有人教我的。那怎么办？“我帮你干活啊！”这个是最有效的，因为他要想让你干活，他必须把真的东西告诉你，否则你把它就给做坏了，这个时候你学到的知识就全是真正的好知识。我刚到美国时和导师之间的关系很微妙。第一天去研究所见导师时，他搂着我脖子，很亲切，随后的两个月，他就再也不理我了。我问周围的同事：“教授咋不跟我说话呢？”同事告诉我，等我做出东西来，教授才会理我。我后来理解此“冷处理”是教授的一种特殊管理方式，并且逐渐接受这种会让人去思考的方式。但在当时，刚到异国他乡的我觉得很受伤，所以，我在实验室有些古怪的行为。比如：实验室经常拍照片，我从来不参加。因为我觉得既然你不喜欢我，我就不跟你照相。好几次实验室的秘书都跟我说：今天又照相，你能不能不走？我还是溜走了。回想起来，青年时代的我幼稚而倔强，所以今天我也可以理解年轻人，哪怕有些小古怪也没关系，我也无条件地爱他们。图片来源：杨震课题组世界的新星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曾经有两个诺言：一个是关于登月的阿波罗计划，另一个是征服肿瘤。这两个科学诺言当时震惊世界。阿波罗登月70年代初就实现了，但征服肿瘤一直遥遥无期。人是由受精卵发育而来的二倍体生物个体，称为二倍体。细胞的复制过程遵循2、4、8、16……法则，可用2n表示。细胞复制过程涉及一种叫微管蛋白的关键物质，简单来说，微管蛋白在细胞中的功能就像房屋中的砖块，细胞的复制是将这些“砖块”有序地重组，构建成两个独立的细胞。人体正常细胞的复制过程可控，而肿瘤细胞则是一类“细胞复制”无法控制的癌变细胞。从细胞复制的角度来讲，如果能够阻止“砖块”的解聚，是不是就影响房间的分化？如果找到外来物种能有效地抑制“肿瘤细胞的复制”机制，不让这类“砖块”解聚，那事实上我们就可以抑制肿瘤的扩散了。然后再通过其他的化学手段、治疗手段，就可以抑制或治愈肿瘤了。年，美国植物学家巴克莱（ArthurS.Barclay）采集了加州杉树（Pacificyew,TaxusBrevifolia）的树皮。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沃尔（MonroeE.Wall）和瓦尼（MansukhC.Wani）教授从树皮中分离得到具有抗肿瘤活性的紫杉醇。年经X光衍射分析确定了紫杉醇的结构。但由于它的溶解度不好和分离上的困难，他们没有继续研究该物质，并将它放到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的化合物库里。年，美国纽约叶史瓦大学（YeshivaUniversity）的霍维茨（SusanB.Horwitz）教授发现紫杉醇是通过抑制微管蛋白的解聚实现它的抗肿瘤效果。从机制上来讲，紫杉醇正是人们一直在寻找的物质。人类没法模拟天然产物，这个是进化的结果。紫杉醇的发现是人类药物发展史中的一次伟大发现，给人类治疗癌症带来了曙光，并启示人类发现更加有效的抗癌药物。尽管我是药物学毕业的学生，但是对这种时髦的东西不怎么感兴趣，不知道紫杉醇是什么东西，只知道很重要，能治疗癌症，但不知道它在药物研发历史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为紫杉醇不仅是科学家打开生命大门的一把钥匙，医院治疗癌症的一线药物——肿瘤药目录表里第一个抗癌药就是紫杉醇。当时世界各大公司、著名的研究室，都在纷纷竞争来实现这个分子的全合成。年我去美国，正好赶上这个末班车。当时很多实验室，其中包括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课题组，宣称他们即将完成紫杉醇全合成。我的导师当时介入该分子的全合成研究不久，因此，需要更多的人手参加此项工作。于是，他问我想成名吗，我说想，他说做这个就能成名，我说，好，谢谢。六个月后，我奇迹般地将紫杉醇的模型做出来了。最终，我们经过近两年的日夜奋斗，完成了天然紫杉醇的首次人工全合成。这项工作轰动了世界，杨震这个名字也被很多人熟悉起来。好多人都说，这个杨震是过去沈阳药学院的那个杨震吗？是不是同名同姓的？当我做完紫杉醇的时候，有一天导师把我拉到办公室，说：“你不是一直想跟我照相吗？来吧！”九死一生问苍天紫杉醇将我变成举世瞩目的新星，年我又完成了抗癌药埃博霉素的首次全合成，年完成了抗神经毒素BrevetoxinA的首次全合成。等我做完这三个复杂天然产物，我觉得我已经领悟了合成化学。那个时候“人类基因组”即将解密，当时“化学基因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哈佛大学的施莱伯（Schreiber）教授，讲人类基因组解密之后，两万多个基因如果能被有效调控，人类就不会有疾病的困扰了。当时我一听，觉得这才是我的梦想。年做完紫杉醇后，我开始骄傲起来。好多次教会请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一次我开玩笑说：“上帝，你就别挂在那儿啦，也不干活！下来干活吧，像我一样。”不到半年，在一次实验过程中不幸发生了爆炸，当时我重度烧伤，达到30%以上，在医院昏迷了近两周。从医院出来之后，我全身的皮肤全移动了，因为30%的烧伤我需要植两次皮。第一次是拿下我身体30%的皮用来保护我身体被烧伤的部位，防止感染，而第二次植皮才用于治疗。当时医生说我要截肢，我问截几个肢，他说可能截我的右手。我想了一下，说没有右手的话，有左手还可以活。后来有一天我的身体出现了感染，医生就说可能要截双肢。当时我想了半天，不知道没有双手的人该怎么生活，我说那我就不活了。然后医生说，这就看造化了。多亏我身体好，要是身体不好就活不下来了。烧伤病人治疗上与一般的病人不同，烧伤病人不能输液，因为一输液就水肿。为了避免水肿，烧伤病人需要输高浓度的生理盐水，让你脱水。那个高浓度生理盐水的脱水过程真叫人难熬，我的嘴和舌头当时干得像锯锉一样。起初的四周时间，我因为全麻醉移植后太痛，基本上都是在做梦，梦见在水里或者是在冰窖里，就是想喝水。我太太那时候天天给我拿纸蘸水点在嘴唇上。因为身体素质很好，到最后恢复过来，胳膊也没截。恢复期间他们也很佩服我，医生问我有什么梦想，我说我还想回实验室，他说我得配合他，因为我做实验要用我的手。图片来源：杨震课题组当我手背上的皮肤刚愈合时，他为了不让手背结痂，就用胶带把手掌和手指头缠成拳头状，缠到一定的时候他一使劲，把关节上所有的皮重新打破，血都喷了出来，整个纱布、胶带全是血。就这样，他让我手指的关节部位又复活了。有个德国的女护士，我很感激她。她每次给我做处理的时候，把皮撕开之前她就先哭了，说：“你不是想回到实验室吗？求你忍住，对不起、对不起。”很多时候，我总是忙着安慰她，忘了一些痛。当时胳膊是三度烧伤，胸和脸是二度烧伤，耳朵都烧没了，后来做了几次手术才得以恢复。很多人不相信我有这样的经历，我跟别人讲这个的时候，他们就让我好好编，我跟他们说这是我受过的磨难。我当时出院后是不需要再工作了，因为我拿到了美国的终身残废保险。看完那封信之后我流泪了，当即就把信撕掉了。我儿子当时很小，才九岁，他说：“爸，那很多很多钱呢！”我当时跟他说：“不能要这个！你爸不仅不能靠别人养活，而且还要养活别人。”这对他后期性格的形成影响很大。我儿子很刚强，很自立，我们根本就没有管过他，他自己成长得很好。他本科在康奈尔大学学生物，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读脑神经生物学博士，现在在该校做博士后。他是很优秀的小伙子，他见证了我整个的过程，这是他生命的营养。在这个九死一生的过程中，我的灵魂得到了一次提升，小时候的那些仇恨在这个过程当中全部被清洗掉了。图片来源：杨震课题组从那以后，我对生命有三个承诺。第一个是不会再做坏事。我可以不做好事，但我绝不做坏事。我不能说我不犯错误，但我不会主动去犯错误，更不会报复、陷害、做偷抢之类的事情。第二个就是同情。我早期对吸毒人员很不尊重，看不起他们。医院出来之后，用了吗啡，但要戒掉吗啡的时候，那个痛苦很难控制。从那以后，我就对所有的吸毒人员有了重新的认识，他们是一群失落的人，不应该被歧视。我改变了很多这种以前的想法。第三个就是尊重宗教。尽管出身不太好，但我一直努力向上。我学习好、听话，反正在学校里头，什么事情我都是努力去做。以前我对宗教是反对的，也没工夫去学，带有很大的偏见。从那以后我对宗教不评论，也不反对。我在病床上痛不欲生的时候，医院里很多医护人员来探望我，他们以一种仰慕英雄的目光注视着我，表达他们的感激。因为我的导师告诉他们我是“合成紫杉醇抗癌药的英雄”。许多个深夜痛彻心扉的时刻，我需要吗啡才可以挺过去。后来医生告诉我，对烧伤病人的伤害70％来自于病人精神上的痛苦，30％才是伤痛引起的，因此，病人的休息和睡眠很关键。带着这个信念，我积极配合治疗，努力睡觉，恢复得很快，半年后基本上不需要用纱布了。医院里一旦遇到需要心理战的人，他们就去跟那些人说：“曾经有个博士很厉害啊，人家很坚强，配合医生的治疗，恢复就很快啊，人家已经又回到实验室工作了！什么叫博士啊，就是有梦想的人！”医院里的药救了我的命。在医院里，当我痛得又蹦又跳时，一看到护士拿着装有吗啡的针，还没有给我打呢，我就开始安静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药是多么重要。多少次我安静下来，内心都感慨这神奇的世界。上天啊，我该如何回报这救命之恩？忽然间我懂了，上天用这么艰难的方式，赋予了我一个伟大的梦想：去做药的研发，以此去回报这世界的救命之恩。我立志做药，这个理念本身就是回报吧，选择做药救人，这是我生命的最高境界！于是，我选择了放弃眼前已经让我赫赫有名的领域，重新开始进入一个新领域，去哈佛组建自己的实验室，开展化学生物学研究，开发药物，拯救病痛中的人们。离开哈佛，跟随林建华回家到了哈佛，我成为哈佛大学医学院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的研究员，率先开展了基于活性天然产物的结构多样性导向的组合合成研究。很快实验室就产生了一些抗癌和抗病毒药物的先导化合物。后来华尔街的投资人来找我，说我做得不错，大家很喜欢我，何大一（戴维何）愿意跟我一起开公司。我说好啊，但是我真对社会很不了解，我没钱。他说我不用投钱。我说那怎么合作公司。他说他们出钱，我做。我说做赢了，行，做输了，我拿什么赔？他说我不用赔。我当时才意识到美国潜在的魅力，你可以靠能力去吸引资本。何大一听说我不错，各方面、人品都挺好的，然后他就说我们一块做公司吧。我就跟他在纽约创建了抗病毒药物研发公司，我也成为该公司的五位发起人之一。很幸运，我一直跟他干了八年多，我们俩很好。到哈佛医学院工作是我生命中莫大的幸运。在那里，我使用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设备来从事科研工作，遇到了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学生，见到了梦寐以求的科学大师并能亲耳聆听他们的演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渐渐感到孤独。当时中美之间的知识产权纠纷带给我许多无形的困惑和压力。我一直在想，一个民族不强大，你在哪儿都一样。我就跟尼克劳教授讲我现在很不开心。年，时任北大化学院院长、现任北大校长的林建华校长请来访的尼克劳教授帮忙推荐做有机合成的年轻人回北大任职。尼克劳教授就推荐了我，他找我说：“你们中国的哈佛需要人，你愿意回去吗？”林建华校长也问我：“你愿意回来？”我说：“我愿意！”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吃了这么多苦，就这么待在美国，不甘心。”所以我回来了，义无反顾。我早期回来的时候，我跟何大一的公司每年给我的北大实验室十万美金，整整七年，支持我们实验室运行。与何大一等人的接触教会了我爱惜人才。我早期在北大的一些学生一拿到美国高校的录取通知书之后，就经常不在实验室工作了。为什么？他们说要去做家教，挣钱买机票，因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自农村。我知道之后就说你们不用再挣钱了，我给你们买机票的钱。因此，一些早期学生的机票都是我买的。人生很多时候就是缘分。回国后每天追剧、跑步是我的娱乐活动。追剧是因为没过多的时间去接触现实社会，希望通过看电视剧来学习新语言、新概念，增强与学生沟通的能力。我也喜欢帝王片，最近又看了《康熙王朝》和《武则天》，希望通过电视剧了解历史。有趣的是在自己年龄的不同阶段，看这些史剧的感受也不同，常常发现对历史人物有全新的认识。《武则天》里面的一句歌词我很喜欢：“回头看是善是恶，还是千古的迷惑。”回来之后我就到深圳建设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早期跟林建华一起戴着安全帽建校区，和吴云东院士、邓宏魁等一起开始了创业一样的生涯。我们建了一个化学生物学实验室，后来变成学院，现在又变成国家重点实验室，一步一步地推进。事实上这是筑梦的过程，也是必然的结果。我尊重海闻，尊重吴云东，他们都是有梦的人，不是机会主义者。我骨子里头也是天生的爱国主义者。我很认同一句话——跟国家和民族一起爬坡。我当时觉得国家没钱，就像我们家很穷，但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回国参加建设，是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无比重要的责任，也是无上的荣光。深圳真的很好，早晨醒来之后吃饭，然后就到办公室，中午太太就做好饭了，吃完了休息一会，一直工作到晚上七八点钟，然后回家吃饭。深圳给我一种很像加州的感觉，没有那种地域的文化，大家都很平等。从办事效率来看，深圳在中国是最好的，它没有官气，你能明显感觉到，官员是跟你同步的，真是跟你同甘苦，很多事情让人很感动。北大深圳是学者筑梦的地方。今天我们拥有了“省部共建肿瘤化学基因组国家重点实验室”，深圳唯一从事基础研究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我很感谢林建华、海闻和吴云东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们的梦想是做出中国第一原创新药，一个伟大的民族不能老借助世界的文明来发展自己，中国要对人类做贡献。这个梦能不能实现我不知道，因为做药事实上是一个建立在科学上的机遇，你就算再努力，有些时候你未必有这个幸运。做药的过程是个统计学，人多了，总会有人有好运。好多人都说，你怎么每天都是这么激情满怀的？我就说因为周围的人让你不得不充满激情，他们给你永远品味不完的精神食粮。我要再提一下我的好朋友，也是早期创建我们新药研发平台的著名生物学家邓宏魁，他是个angel（天使），为科学而生，在自己世界里活着。我的人生很幸运，一路走来让我结识了许许多多值得为他们骄傲的人。事实上，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通过与这些杰出的人士结识，我的人生品位确实提高了很多很多。新时代—北大精神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新年伊始的这些时光变得刻骨铭心北大人奔赴抗疫前线坚守防疫后方同全国人民一道奋然迎战，众志成城为北大精神注入了新的内涵疫情打破了万家团圆的庚子新年北大援鄂国家医疗队慨然出征逆行的脚步带着冲锋的力度将汗水与泪水挥洒在疫情前线无惧生死，以身报国武汉解封前夕的凯旋身姿是这个春天最美的光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各省医疗队迅速集合数万名医护人员主动请缨“杀”进武汉的凄冷冬夜硬核力量，逆行而上与患者、同袍并肩作战举全国之力攻坚克难凝聚成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临危受命，再度出征耄耋之年的钟南山曾红着眼眶说“武汉是座英雄的城市”他曾抿紧唇角步履匆匆更在疫情好转后，笑道“我们挺过来了！”家国担当，国士无双一袭白衣，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让一个人不惧生死生命之托，重于泰山在最严峻的危重症救治战场北大医学人殊死搏斗，科学救治穿上白大褂就要像战士的样子大医苍生，大爱无疆他们用生命筑起了钢铁防线挺起了民族的铮铮脊梁前有“逆行者”，后有“守家人”疫情当前，线上教学开启老中青北大师者坚持传道受业打造起“云端”的三尺讲台让五湖四海的北大学子相聚“云”课堂师者人之范，辨惑正吾疑距离的鸿沟由知识填补时间的差距也顽强克服新一代北大人正在精心培育下成长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以青春之我，彰显青年担当90后北大人响应时代号召或作战抗疫一线或坚守防疫后方新时代需要新青年新青年要有新使命时代浪潮浩浩汤汤北大青年堪当大任桃花潭水情谊深厚谷歌学术崩盘？快来加入免费文献互助交流群，相互帮忙度过这段艰难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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