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常年和艾滋病服刑人员生活在一个空间里。为了生命的尊严和肩上的职责，他们常常冒着职业暴露的风险，从死神手中抢人。
他们救人，也救“心”。这群特殊的医护人员，用行动谱写大爱。暖冬时节，在第29个“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际，医院，探访这群特殊的医护人员。
恐惧过后，是镇定
福州市西洪路西门坑里57号，医院就坐落在这里。
门口的牌子上，医院的另外一个名称：福建医院。这里是福建省政法系统唯一担负监管和医疗双重任务的非营医院。虽然也有对社会开放，医院的主要职能还是专门为全省监狱服刑人员和公安、司法强制隔离戒毒系统的在押人员开展疑难病症的诊治。
进病区采访要经过几道“关”，先开一张“入监证明”，穿过第一道铁门，登记，安检，交出手机等所有不允许带进病区的物品。接着，再过一道铁门，一座四层楼房就出现在眼前。
这栋楼就是医院的传染病区，一层是结核病病区，二层是肝病病区，三层是艾滋病病区，四层是女子病区。病区内，走廊上的两道铁栅栏提醒我们：这里是监区。栅栏内，每个房间门都是敞开的，病犯可以像普通人串门那般，在走廊及其他房间之间随意走动。进入病区，我们的心始终提着，尽管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一定的认识，但脑海中还是会臆想许多可怕的画面，就连呼吸也不敢用力，生怕空气中也带有病毒。
艾滋病，又称获得性免疫系统缺陷综合征，是由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传染病。艾滋病病毒侵入人体后，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引起组织器官损伤，造成各种机会性感染、肿瘤等，最终导致死亡。目前，尚无可以预防艾滋病的疫苗和治愈艾滋病的药物。
黄凡和他的同事们，几乎每天都在和艾滋病犯人打交道。
“怕，第一次来这儿，谁都害怕。”40岁的黄凡，身材魁梧，白大褂下面穿着警服，威严中不乏亲和力，多年的工作经验，早让他习惯面对我们这样的反应。黄凡和他的同事们也不回避自己和艾滋病犯第一次接触时的“窘态”。
“第一次配合给病犯做深静脉穿刺，我的手一直在发抖。”传染科主任邓越峰说。
年轻医生王文伟的“第一次”也很紧张。他说：“进病房查房，我躲在黄医生的背后。”王文伟刚三十出头，在这个病区工作也有四五年时间了。在这里，他们的服务对象多是重刑犯，且大多数是艾滋病合并梅毒、丙肝、结核等多种传染病。
面对艾滋病病人，紧张、恐惧、犹豫，都是正常表现。但，他们没有退缩。
恐惧过后，是镇定。
近年来，随着艾滋病感染者的增多，监狱中，艾滋病服刑人员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他们中不少还是抢劫、故意杀人、贩毒等重刑犯。平时，艾滋病犯一般都在福建各地的监狱中服刑，会被送到医院来的，多数都是已经发病的艾滋病犯人，而且病情不轻。
他们是犯人，人身自由被剥夺了，但是生存的权利还在。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对法律的尊重，年，医院成立了“传染科艾感专区”，黄凡主动报名来到这个“专区”。
当时，刚刚进修回来的黄凡说：“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去面对。”出身医学世家的他，能够用相对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这种疾病。“恐惧?一定是有的。但同时，更多的是对生命的敬畏。其实，换一个角度想，这里就是艾滋病研究的第一线，也许，我能做点什么。”在黄凡看来，在这里工作，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当然，这个机遇，伴随着高危的风险。
十一年过去了，黄凡的战友们越来越多，邓越峰、王文伟，还有外科、麻醉科等其他科室的医护人员，他们都加入了与艾滋病斗争的行列。他们已经记不清，这个病区来来往往住过多少病犯，他们也记不清，有多少次把垂危的艾滋病犯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但他们的付出，他们的家人知道，被救回来的病犯们也知道。
绝望中伸来的拯救之手
杨勇(化名)不会忘记。
年，临近春节，因并发严重的真菌性肺炎，杨勇命悬一线。腊月廿八，外院两位专家会诊后，均认为死亡的可能性极大。按要求，患者若有濒死征象，应及时迁出艾感病房，不让其他病犯看到其死亡的场景，以免引发情绪波动，影响监管安全。
迁出艾感病房就意味着死亡，黄凡于心不忍，几经考量，决定暂不将其迁出病区，自己承担起留院观察的任务。
治疗用的药物输液时需要避光，春节期间器械公司放假，无处购买避光输液设备。黄凡与护士一起想办法，他们用黑色垃圾袋将输液管仔细地缠起来。为进一步保证药物的疗效，他们又将输液时间定在晚上。
这一年大年三十，当欢腾的烟火映亮夜空，万家团圆时，黄凡囫囵吞下一碗泡面，戴着口罩，静静地站在黑暗的艾感病房里，听着杨勇的呼吸声，迎来新的一年……
正月初四，黄凡不满1岁的孩子因患急腹症在外院手术。他赶到外院简要了解了病情，手术结束后，他在麻醉尚未完全清醒的孩子额头轻吻了一下，擦了擦湿润的眼眶，转身又回到医院……
天后，杨勇病灶吸收，治愈出院。
林清(化名)也不会忘记，那只按在他肩膀上温暖的手。
他入院的时候，病情危急，内心绝望，是黄凡和他的同事们，经过几个月的全力救治，把他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刑满释放之后，林清在博客中写道：“当HIV抗体确认单出来时，我感觉天忽然暗了……从此，周边1米内没有人了，只剩下警惕、排斥、嫌弃、恐惧的目光。医院抽血检查时，我看到的是套着两层手套和拿着针筒不住颤抖的手……来到医院，第一个看到的是黄医生，他的第一个动作竟然是把手按在我的肩膀上，当时我条件反射地躲了一下。黄医生当时和我说了些什么早已忘记，但左肩上的那只手在记忆中出奇的清晰：温暖、有力，没戴手套、没有颤抖……那段时间，真的很痛苦，持续高热、全身酸痛无力、口腔烂了，喝水都痛。黄医生鼓励我说那是免疫重建的反应，一定要撑过去。他每天都来看我，1天3-5次，甚至10多次，帮我擦浴、涂药……有时白天，有时黑夜，没有周末和节假日……事后我听说，黄医生的妻子那段时间因癌症住院手术……出院那天，有阳光，很耀眼的那种。我看着医院的大门，国徽上的光芒晃花了我的眼睛，这一辈子我都会记得这里。因为在这里，我的肉体起死回生;在这里，我的灵魂涅槃重生……”
如今，林清加入了一个社会公益团体，帮助其他的艾滋病感染者。
对艾滋病犯来说，有时候，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刑期可能比寿命还长。“世纪绝症”的阴影下，艾滋病犯们极度敏感和脆弱，脆弱的不仅仅是身体，还有他们的心理。为了取得病犯信任，让其配合治疗，医院的医务人员经常不戴手套，而医院配备的防护服，基本没有用到。平日里，他们就像一个个心理咨询师，时时刻刻给病犯坚持下去的勇气。
“对他们来说，我们医生，就是绝望中伸来的拯救之手。”麻醉科主任康桃说。
这一双双拯救之手，不仅将病犯们从死亡线上拉回，还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希望。
因为贩毒，谭军(化名)被判处无期徒刑。谭军说，年法院作出判决后，他的病就犯了。后来监狱把他转到医院来治疗，前后6年，医院三次把自己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两千多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感恩的种子慢慢生根发芽。他在悄悄地转变，有了好好活下去的勇气。
“他变了!竟然开始看书了!”在一场红丝带慰问活动中，妻子惊喜地发现，原本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谭军捧起了书本!就是这样一件小事，在她的眼中燃起了希望之光。
负重前行，守卫生命的尊严
“希望，是件好东西。”但希望往往都藏在潘多拉魔盒的最底层，要放出希望，总有人要去冒险。
这个险就是职业暴露。所谓的职业暴露，是指由于职业关系而暴露在危险因素中，从而有可能损害健康或危及生命的一种情况。由于需要和病人长期接触，医务人员职业暴露的风险相当大，更何况是要与艾滋病犯长期“零距离”的他们。尤其在手术中，医护人员不管戴几层手套，锋利的手术刀都能轻松地划破，至于采血、深静脉穿刺等操作更是家常便饭。
成立艾感专区以来，医院发生过4起职业暴露。医护人员回忆起当初的细节，仍是惊心动魄。
外科谢主任的家人至今不知，8年前他突然白头，就是一次职业暴露的缘故。当时，谢主任给一个艾滋病犯做肾积水手术，缝合时，锐器不慎刺破手指，感染了病犯血液。在场的护士吓哭了，虽然做了应急处理，但仍被疾控中心评估为有感染风险。
涉艾手术是高风险手术，主刀医生由外科负责人担任。一年十多台涉艾手术，谢主任场场都上。但那次职业暴露的精神压力，加之吃了半年治疗药物，他承受着巨大的药物反应：吃不下、睡不好、呕吐、皮疹、肝肾功能受影响……一年后，危险期度过，感染排除，但这段度日如年的经历给只有30多岁的他留下满头白发。
说起往事，谢主任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他的云淡风轻，宽慰着听者对这份职业的复杂心情。而康桃说起的一例职业暴露，却揪痛在场每个人的心。
一位麻醉医生高龄怀孕，孕期四个月时，她负责给一名病犯做麻醉。由于长期吸毒，病犯全身血管硬脆，只能进行深静脉穿刺。在这过程中，病犯因疼痛用力挣扎了一下，针头弹了出来，刺入了她的手里……
职业暴露了!在这一刻，或许除了她自己，没有人能体会一个正孕育着生命的女子是如何扛住瞒着双方老人、顶住建议中止妊娠的压力、承受治疗过程中巨大的药物反应、丈夫劝其调离工作岗位的“四座大山”挨过接下来的孕期，直到孩子出生暂时排除感染。
对，只是暂时排除。
一边救死扶伤，一边管教病犯，还有巨大的职业风险。做了这么多，医护人员往往不愿意对外提及自己的岗位。
黄凡至今记得，一次聚会，朋友把他介绍给第一次谋面的人，对方热情地伸出手来，当听到“常年负责艾滋病临床治疗工作”时，那只热情洋溢的手僵在了半空，硬生生地缩了回去。
“后来呢?”
“还是伸过来了。”黄凡尴尬地笑笑，他说他理解对方的犹豫，更感谢最后伸过来的友善。黄凡说，虽然现在社会上对艾滋病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但谈“艾”色变仍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
庆幸的是，黄凡和王文伟的家人都是医护人员，家人的理解和支持，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
职业暴露风险高，待遇又跟不上，有更好的机会，一部分人可能还是会选择离开。但更多像黄凡、康桃这样的人，坚持了下来。王文伟坚持下来了，怀孕三个月的护士刘晓艳坚持下来了，谢主任依然战斗在手术台前……
他们，靠的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是责任和担当。为了守卫生命的尊严，总要有人负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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