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建莹
光阴荏苒,时光飞逝,中国援外医疗已走过了半个世纪历程。半个世纪，在人类医学数千年的璀璨星河中,只是沧海一粟,然而半个世纪的斗转星移,作为中国外交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援外医疗,在中国医学史上,刻录下一段真实的记载。年4月6日,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政府应邀向非洲国家派遣了第一支援外医疗队,当时,中国自己尚缺医少药,但仍然把最优秀的医务工作者派到非洲。从此在中国同发展中国家之间架起一座金桥。
从上世纪60年代上海第一医学院到后来的上海医科大学,再到年后复旦和上医合并后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整整50年,几代上医人积极参与援外医疗事业,上医“为人群服务”的精神漂洋过海,声名远播。
索马里位于非洲大陆最东部的索马里半岛的赤道线上,有“非洲之角”之称,医疗卫生保健条件在非洲最为落后,缺医少药极为严重,首都摩加迪沙享受医疗服务者只有三分之一,边远地区更无从谈起,新生儿、儿童和产妇死亡率世界最高,婴儿死亡率高达25%,每年千余麻疹、余疟疾、余急性水样腹泻患者大都为5岁以下儿童,人均寿命不到47岁。
年5月,根据国家卫生部要求,上海派遣了为期半年的第一支援索马里医疗队,医院部分医生随队前往,因种种原因,半年延期为两年半:第一批于年5月-年11月;第二批于年10月-年2月,最后结束了援助索马里的医疗任务。
顾同进:总统和总理的保健医师
医院内科医生,毕业于年,年5月被挑选为上海市第一批援索马里医疗队时,已有十年临床工作经验。
“当时市卫生局组建的这支17人医疗队全部是青壮年,能够成为首批医疗队员,首先是业务能力强、专业出挑,平时表现好,工作积极;然后是政审,直系亲属、社会关系清白;好多业务尖子政审不合格,政审合格的业务上不是尖子,很难挑,要求很严格。我能够被挑选上,应该也是一种荣誉。”今年已85岁高龄、仍每天上班并还在看专家门诊的顾同进教授开心地笑着说。
顾同进本科毕业工作后,曾脱产两年参加中医研修班的学习,索马里没有中药,但是针灸只需要几根银针,比起其他治疗显示出简便的优势,这下顾同进有了施展功夫的用武之地。
顾同进(左)与索马里总统顾斯曼(中)、索马里总理侯赛因。年11月
那些被顾同进称为“东痛西痛”的患者,立马感受到了手到病除、立竿见影的针灸疗效,当地百姓对他的针灸技术十分崇拜与敬仰,尊称为“神针”。消息传开,前来治疗关节痛、腰肌劳损、胃痛、头痛的患者每天排着队等待治疗,顾同进忙得不亦乐乎,深受患者欢迎。顾同进说:“当时我也没想到针灸的疗效会这样好,比在本国的疗效还要好!”
医疗队出发时带足了援助药品,医疗仪器没法再带了,患者的检医院的医疗设备,这些设备相比国内明显落后。顾同进在门诊时遇到一位患者,凭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简陋的设备诊断出患者为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症,必须手术才能治愈。医疗队外科医生用简陋的设备成功地进行了手术,这下轰动了整个地区!如此的心脏大手术在当地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医疗队因此声名大振。
医疗队刚到首都摩加迪沙时,在索马里援医的还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及苏联等国家派出的医疗队。“我们上海医疗队当时奉行24小时医疗待命,随叫随到,服务热情周到,别国医疗队员上午上班2、3个小时,下午各自在自己的私人诊所收费接诊;我们无偿提供药品,就诊不用付费,而且医疗技术高超。所以,中国医疗队在当地不仅受老百姓敬重,同时受到当地政府官员欢迎,这一阶层的家庭成员有病时,医院看病,医院的医生看病,而是请为少数人服务的意大利医生看病。中国医疗队的名声传开后,包括总统、总理和部长等经常医院工作的中国医生看病。没过多久,那些外国援助医生纷纷回国,最后就由我们中国医疗队独自担当当地医疗援助事项。”顾同进说起往事无比骄傲。中国医生以治病救人为重、对事业尽心尽责的表现,成为当地美谈。
顾同进医生接着说:“刚到索马里时语言不过关,大使馆派了翻译,大使馆工作人员通过翻译知道我们经常为索马里政府首脑看病,真正感觉到了我们十分了不起!所以大使馆官员都十分尊重我们。”
“当时,索马里的总统和总理出国参加非洲首脑会议时,提出请中国医生担任他们的保健医生随同出访,我与医疗队普外科的副队长被挑选为他们的保健医师同行。这样的信任何等的弥足珍贵!”时隔近五十年,顾同进教授说起这段往事、说起对中国医生的信任,是那样的自豪,为自己是一位中国医生感到无比骄傲!
巫善明:英国BBC称赞“医术高超”
巫善明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传染科医生。
索马里卫生环境极差,随地大小便、蚊蝇成群飞,传染病肆虐:腹泻、伤寒、疟疾、登革热、埃及血吸虫病、肺结核、结核性腹膜炎、肾结核,当地极需传染科医生,而巫善明当时正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夜校读法语班,年5月他被挑选为第一批赴索马里援外医疗队。
医疗队到达索马里后,一半队员留在首医院,巫善明和其他队员则被派往相当于当时国内公社卫生院医院工作。
大约半年后的年年底,州卫生局局长夫人高烧一个月未退,请了包括意大利、前苏联等医疗队的医生诊治均不见效。因当时中国医疗队刚去不久,当地官员并不了解中国医生,后经人推荐,巫善明作为中国医疗队中唯一的传染病医生,上门去给局长夫人会诊。经仔细检查,巫善明果断诊断为“对氯霉素耐药的伤寒症”。因病人病程拖延较长且病情又重,其他国家医生建议转埃及开罗或意大利救治,但巫善明担心飞行途中出意外,便根据国内的医疗经验以及出国前学习过的外国文献,果断提出运用大剂量青霉素的施救方案。在请示医疗队领导及被中方大使馆批准后,巫善明连续对病人用了两周的大剂量青霉素,高烧终于消退,症状也明显缓解,接着又继续巩固治疗了一周,最后,病人转危为安。
巫善明与索马里医师
明确诊断、大胆施救。这一病例的成功抢救,令索马里人民迅速了解了中国医生的医疗水平,为中国医疗队赢得了极好声誉。英国BBC电台在标题为《中国上海医疗队在索马里》报道中说:“中国上海有一支年轻专家医疗队活跃在索马里,医疗技术高超,抢救了无数危重病人,十分值得赞扬。”
北临亚丁湾、东濒印度洋的索马里盛产贝类,州卫生局局长特地到大使馆送了两箱精美绝伦的贝壳类标本以示感谢。
巫善明接着又讲述了另一则故事。
“有一次中国大使发烧,身上出现红斑点,肌肉痛、骨头痛。此病因骨头痛得厉害,老百姓称之为‘骨折病’。我们队里医生拿不准是什么病,只知道是病毒感染,请意大利医生会诊后明确为登革热。在他们指导下,从没有见识过此病的我们真是长了不少见识,懂得了如何诊断和治疗。之后,一起去的医疗队员有80%-90%感染过此病。后来我们还遇见了埃及血吸虫病、脑型疟疾等国内从来没看到过的病症,幸好当时我带着一本《热带病学》的教科书,结合临床边看边问边学,受益匪浅!”这位28岁的上海青年医师,边学边干,练就一身过硬本领。
“传染病不像其他毛病,你没看到过,那是绝对学不到的。”在讲述索马里整整两年半的援医历程时,巫善明历数了近十种当时他救治过的烈性传染病:伤寒、疟疾、破伤风、狂犬病等。“这的确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所有的磨练与艰辛,都是最好的学习和实践机会,收获的是临床经验,更是人生的获益。因此,于国家、于个人,都是值得的!”
巫善明感慨万分地说起一件往事:“年上海举办APEC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文莱国务部长因发烧和肌肉痛医院,澳大利亚医生诊断为登革热。因是传染病,晚上七点我被请去急会诊。我询问了病史,病人小时候患过登革热,应该有免疫力了;经检查,病人身上没有红斑点,于是我排除了澳大利亚医生的登革热诊断。验血报告出来后,证明我的诊断是对的。登革热的临床诊断经验就是当年在索马里学到的。六十年代末越战期间,我曾赴广州军区卫生部专门讲授脑型疟疾的救治措施。这些施救措施也都来自于我在索马里积累的临床经验。”
年底,也就是医疗队到达的半年后,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发生战争,距离边境只有20余公里的勃莱特温能够清楚地听到枪炮声,医疗队员们感受到了战争的恐怖。两国交战必有死伤,当时出于政治立场,医疗队请示大使馆:万一两个国家都有伤员送来,是两个国家都救治还是只救治一个国家的伤员?大使馆回复:救死扶伤不分国籍,人道主义没有疆界。医疗队员们明白了: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中国政府援外旨――救死扶伤、人道主义精神。
原计划半年的援助期最后延长到了两年半,当我询问是何原因时,巫善明豪情笑答:“那是因为上海医疗队表现出色,索马里总统、总理和人民不舍得大家走,特意向周总理要求的。”
……
-未完待续-
■原文刊载自《复旦人》第21-22期，转载请标明出处并添加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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