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因弘一大师和杨贤江有一段深厚的师生情，方外友人、弘一书画院常务院长约我陪同参观了地处长河镇的杨贤江故居和杨贤江纪念馆。旧地重游，我再一次看到了许许多多珍贵的历史文献，如年8月9日的《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等都出版了“杨贤江逝世十八周年纪念刊”，其中有一篇夏衍写的《追念与告慰》。这里展示了我也收藏着的一套10册《纪念杨贤江诞辰周年丛书》，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第一任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审组召集人潘懋元先生等在《丛书》序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就开始了对杨贤江教育思想的探索、研究与传播。在高等学校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课程上，曾经专列一章介绍杨贤江的‘现代教育思想’。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杨贤江教育思想的研究被迫中断，直到年以后才逐渐恢复。”这里还展示了两份文献：一份是年4月20日天津市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于愫和杨贤江小女儿徐昉写的《关于纪念杨贤江同志逝世50周年纪念活动的建议》，信中记述了拜访夏衍、叶圣陶、胡愈之、李一氓、楼适夷的情况，其中夏衍提了许多很好的建议，表示“要向宋任穷（中央书记处书记）再讲一下”；一份是年2月22日叶圣陶、胡愈之、吴亮平、李一氓、夏衍写的《为成立“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给胡乔木同志的信》，胡乔木接信后专门给教育部写信，认为对杨贤江同志作隆重的纪念、研究和宣传都是必要的。夏衍对杨贤江的宣传和研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引起了我研读的兴趣。夏衍（-年），《辞海》条目指出，他是“中国剧作家、电影艺术家、社会活动家”“中顾委委员”“长期致力于民族文化事业、统一战线工作和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对中国戏剧、电影事业等作出重要贡献，年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他比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杨贤江小5岁。最近因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而宅家，我经常打开电视看电影，想起了以前读中文系本科时曾选修的课程《茅盾郁达夫夏衍研究》，想起了自己所熟悉的电影《祝福》与《烈火中永生》等都是夏衍改编的，又想起了20来年前在杭州汽车东站候车，利用闲暇在溜达时竟然与夏衍故居不期而遇，于是找出了书柜里27.5万字的《夏衍传》（会林、绍武著，年6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一口气读完了，又一次读到了夏衍与杨贤江的革命友谊。夏衍在就读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时就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编辑进步刊物《浙江新潮》，后公费留学日本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期间在孙中山先生的亲自安排下参加了改组不久的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考上了九州帝国大学工学部冶金学科，享受公费留学金。在东京担任左派的国民党中央海外部直属驻日总支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总支部书记何恐是共产党员）。年4月总支部被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砸烂，夏衍受日本当局威胁于5月（笔者注：其实不然）被迫回国，避居上海，住进了甲种工业学校的同窗好友蔡叔厚开设的绍敦电机公司。“蔡叔厚为人豪爽，热情好客，有‘小孟尝’之誉。他家里住满了‘四一二’之后受反动当局通缉、追捕的革命者及共产党人。对这些患难中的同志，他倾家接待而面无难色。夏衍自然也受到了他的亲切款待，住进了他的家里，并且在这里结识了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人杨贤江、张秋人、李求实等同志，使夏衍更坚定地投身于革命。”“夏衍毅然地选择了自己一生的政治道路，于是年六月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明治’的同学郑汉先、庞大恩。作为一名新党员，他不去迎合一些同志出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与对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的愤怒所产生的极‘左’情绪，而是自觉地接受了杨贤江同志平易近人、不发牢骚、对党的工作尽一切力量去做的优良作风影响。”夏衍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杨贤江的呢？《杨贤江传记》（金立人、贺世友著，江苏教育出版社年3月出版）中写道：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正式建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出第一号令《通缉共产党首要令》，杨贤江与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被列入通缉名单，根据中共上海区委的研究决定，4月下旬杨贤江与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商务印书馆工人陆立之一起乘英商轮船公司的轮船前往武汉汇报上海的斗争形势。此前，他已将夫人姚韵漪及儿子杨天任转移到虹口有恒路绍敦电气公司。“公司经理蔡叔厚是杨贤江和姚韵漪的朋友，他的姐姐蔡叔慎与姚韵漪是同班同学；他敬重、关心杨贤江，在第一次工人起义后，听说杨贤江可能不安全，就连夜赶到杨家，邀他们夫妻俩到绍敦公司小住，平静后再迁回。”7月15日，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7月下旬杨贤江秘密回到上海绍敦电气公司。所以，我误以为夏衍与杨贤江相遇应该是在7月下旬了，其实不是。《杨贤江传记》写到夏衍“通过蔡叔厚的关系结识了杨贤江，住进了绍敦电气公司，深受杨贤江的影响和教育”。我找到了夏衍年8月9日刊登于《解放日报》的《追念与告慰》，其中写道：“就个人讲，我和贤江同志应该说没有太深的私交，虽在中学时代就曾通过信，后来也曾在他编辑的杂志上写过文章，可是认识他却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后。这一年四月中旬我回到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门前工人纠察队的血迹还没有清扫。”（笔者注：《夏衍传》说夏衍“于一九二七年五月抵达上海”与夏衍本人的说法不一致，拟采信夏衍的说法）。“直到这一年盛夏我在一家小书店的编辑室中遇到贤江同志的时候，我才从知识分子的革命者中间发现了一种能够在最险恶的环境中认清中国革命的光明前景，坚持对党的信仰和忠贞，既不焦躁又不悲观的坚韧踏实的品质。他讲得不多，谈到一些困难中退婴却步的朋友他也只是淡淡地付之一笑。可是即使在他极简短的谈话中，我们也能明确地感到他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和一切反动派加之于我们的暴压，必然会在全中国人民的反击前面失败。在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中国的时候，我从他安详镇定的态度中，深深地感到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革命知识分子的气概与庄严。这一深刻的印象，直到十八年后的今日，我还是异常明晰的。”这里，夏衍回忆了与杨贤江的第一次会面，可以肯定的是在年4月，而“盛夏”“遇到”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在报道杨贤江逝世50周年纪念大会的新闻稿中有一段话：“会上，当年与杨贤江一起工作过的叶圣陶、吴亮平、李一氓先后讲了话，胡愈之、夏衍作了书面发言。”夏衍的书面发言应该就是发表于年8月13日《人民日报》中的《回忆杨贤江同志》吧！夏衍用了比32年前《追念与告慰》一文更大的篇幅来写对杨贤江的敬仰之情。一开篇夏衍就回顾了与杨贤江一起居住的经历：“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我从日本回到上海，寄居在虹口有恒路一号绍敦电机公司（笔者注：《杨贤江传记》说是绍敦电气公司，拟从夏衍说）的楼上。这家公司的主人蔡叔厚是我的中学同学，他当时还是独身，还没有参加革命组织，但他的楼上却住满了‘四一二’之后被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人。我住进去之前，住在那里的已有在广州和沈雁冰同志一起编过革命刊物的张秋人同志，和杨贤江同志一家（杨贤江同志、他的夫人姚韵漪同志，和我们大家都叫他‘妞妞’的一位两三岁的男孩）。大家都是浙江人，在反对蒋介石这一点上有着共同语言，但在性格作风上却有很大的区别。秋人是耿直的人，经常大声地议论时政，对我和蔡叔厚这些还没有入党的人也毫不掩饰他的观点。而杨贤江同志则‘循规蹈矩’、沉默寡言，除了大清早用两个铁哑铃锻炼身体，整天读书写作，偶尔逗弄一下孩子之外，简直像个‘道学先生’。可是每天晚上，当店铺关了门，我和蔡叔厚的朋友们在楼下聊天、吃宵夜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我们都不认识的人来找他，而且会一直谈到深夜。”这里说的无疑是杨贤江赴武汉之前的情况，即年4月的事。文章接着写道：“有一天，一个来找他的人一进门就认识了张秋人，经过介绍才知道他就是当时共青团中央的负责人李求实。由于他的堂兄李国琛（一人）是我在日本时的好友，也由于那时我和蔡叔厚都已入了党，所以他告诉我，杨贤江在上海和江浙一带的学生运动负责实际工作，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当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青年部长。这一段话真使我大吃一惊，因为不论在性格、言行乃至日常生活中，杨贤江同志实在和当时的共产党人太不一样了。”以前读夏衍的这篇文章到这里时有些模糊，现在知道夏衍入党的时间了，也就明白这里讲的是杨贤江从武汉回沪即年7月以后的事了。夏衍上文说到“盛夏我在一家小书店的编辑室中遇到贤江同志的时候”，可能是在李求实介绍之后夏衍与杨贤江的另一次谈话，“盛夏”这个时间词也证明了这事发生于7月或以后。在绍敦公司，夏衍亲眼看到杨贤江“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他身体力行地做到了‘勤修苦练’这句老话。”“他能阅读英文书报，但每天清晨总有一段时间独自高声朗读英语。”“他平易近人，而又有点‘木讷近仁’的风格，所以很少和人辩论或‘喜怒形于颜色’。”当张秋人看到报纸上的“脱党启示”怒气冲冲时，“贤江同志只是淡淡地一笑，停了一会，低声地说：‘让所有投机分子离开，有什么坏处？’”夏衍写道：“贤江同志一家什么时候离开绍敦公司去日本，我已经说不清楚了。我和他朝夕相处，大概不足一年。”
查《杨贤江传记》，杨贤江是年10月离别妻儿只身前往日本东京负责中国留日学生中共特别支部工作的。年5月，杨贤江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回到上海，任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参与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组建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可以推测，与夏衍的革命工作会有交集，因为《辞海》说夏衍也是“年参加筹备左联”。
青年时代的夏衍
夏衍写道：“年，蔡叔厚又从特科调到了国际远东情报局。这样，过去的朋友借他的地方相互联系的机会也没有了。贤江在日本只呆了很短一段时间，回来后住在长浜路明德里，组织上曾要我通知他，绍敦公司这个地方不能去了。他听了有点惊奇，我也不能对他作任何解释。”
年8月9日，杨贤江在日本长崎治疗肾结核症时不幸逝世，党派李一氓将骨灰带回上海时，夏衍和几位朋友还去杨家和墓前瞻拜了。
夏衍说：“一粒麦种死了，大地上就可以收获到无数粒麦子。”
杨贤江是一位“忠贞的同志”“坚毅的导师”“奠定了初基的人民教育事业”“我希望教育工作者、青年工作者和青年们，重视杨贤江同志革命精神和教育思想的研究和宣传。”
在4月11日杨贤江诞辰周年到来的日子里，我期望我们每一位教师、青年，每一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都能成为——“无数粒麦子”中的其中一粒，尽情地发挥出“种子的力量”，像杨贤江所期盼的那样，“与列强相见于21世纪之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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